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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晚是朋友J的短片首映，金馬影展，映後座談他對某觀眾的問題回應是，「感謝新聞局的短片輔導金，但對我來說，有申請到就拍，沒申請到就拍別的…」很簡單的提問往返卻道盡台灣電影工作者之美麗與哀愁（一份極其有限的資金卻左右了一件創意與心血的誕生或蒙塵）。

 一如我與《花漾》的周美玲導演對話時，總能從言談中感受到一種對創作的不忍割捨與萬般無奈—資金，而我也想，倘若相同提案架構於好萊塢等級的預算規劃上又會何等光景？或許，那樣一種為了作品對環境的忍受、抵抗、承擔正是台灣電影最值得慶幸之處。

 『導演處在決策者的位置，每天一出班，工作人員有大大小小的問題，在等導演作決策、給答案。我在《花漾》的核心工作方式與過往一樣，差別在於工作人員超過一百人以上，亦即，今天如果每位工作人員問我一個問題，合起來至少是一百個問題…』

 美玲導演的言談中，雖有無奈卻含更多來自強者面對疑難時的挑戰與征服欲，於是有了《花漾》。與諸多幕前幕後工作人員的訪談中發現，電影是一門需要絕對客觀態度的事業（或說志業），製片、導演、編劇、演員、攝影、燈光、剪接，甚至後製特效、配樂等等環節；那總讓我想起童年傍晚時分播出的機器人卡通，譬如三機合體的《巨獸王》或五獅合體的《聖戰士》或十五機合體的《機甲艦隊》，駕駛不同屬性的戰鬥機具的組員在幾秒的如夢似幻且不思議的畫面情境中—組裝合體了（多年後我們在《變形金剛》電影中細膩雕琢的變形機制的動畫獲得更進一步的滿足）。一種「啊、就是那樣，總算要贏了」的感覺，當我們主觀地感受一部電影的「好看或不好看」時，千萬想想每一鏡頭背後所延伸而出的龐大運作機制（並且正對抗著的氣候變化、人事異動、資金流向等等大魔王的前導小嘍囉部隊），如機器人組合時那些關節零件的彎轉、調整、拆卸，最終總擁有最佳戰鬥姿態—從未有無法組合完成的一次，只有組員無法到齊的時候。

 『…其實業界有很多電影拍到一半遇到危機而無以為繼的案例，扛不下去就停拍，但是我不想成為其中之一，所以咬牙撐下去。』

 於是我們可以期待《花漾》，並藉由《花漾記》細細理解、感受之。在踏入戲院之前，先一步靠近製作團隊的想法，或許、當真正有了畫面時，對於每一鏡頭會更有一份體貼的心。

 
  百餘組員合體的《花漾》機器人